转自 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作者：童伟民
光阴似箭，往事难忘。几位中学老师的形象总是在脑海中萦回，深藏于心中。他们的言传身教一直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求真向善，砥砺前行
1974年秋至1978年冬，我在家乡大别山区的两所农村中学分别读完初中和高中，4年中(那时候的初中高中均为两年制)，给我们直接上课的老师共有18位。时间虽已过去三十多年，但他们的尊姓大名，教学特点、生活习性至今仍能一一道出，其中的几位印象特别深刻，同学聚会时无不谈及、回顾往事时常常想起。
穿木屐、拉小提琴的谢老师
谢老师一直很瘦，一米八的个头，在学校几十位老师中身材最高。初中时他教地理，高中时带物理。记得当时我们没有学过世界地理，所以每次上地理课，开讲之前，他都要在黑板的正中画一个很大的中国地图，地图只画一个框子，而且是一笔画成。讲到哪个区域哪个省区就在图中再画个小圈，拉出一个箭头，在图的两边写上几个关键词，围绕这几个词逐一讲解。因此，听地理课大家做笔记不多，主要是在书上打些横杠，记下那几个关键词，主要内容基本就能掌控。考试时只要认真复习，记住这张图和那几个关键词，及格问题不大。上物理课则没有那么简单，既要讲解，又要画图，还要演算。那时没有哪个教室安装电扇和空调，也不像现在上课可以带个水杯，讲课用扩音设备。故此，天热的时候，一堂课下来，老师往往是喉咙沙哑，满头大汗。
谢老师不仅上课十分认真，生活上也很严谨。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一身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无论是课内课外从不讲粗话野话，平时也很少听到他与别的老师争吵、开“荤”玩笑。虽然上课时不苟言笑，但课后对学生还是很和蔼，见到谁都是笑眯眯的。
穿木屐、拉小提琴、不会骑自行车，是谢老师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三件事。中餐和晚饭后，他的房间里常常会传出一阵阵悦耳动听的琴声，我们站在窗外静静地听。开始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乐器，问过比他小许多的音乐教师才知是小提琴，因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琴声，感到十分新鲜。有时，他也会清唱一些歌曲，唱得最多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夏天，大家都穿着凉鞋或拖鞋，唯有他却穿着一双不知从哪弄来的木屐，老远就可听到“吧搭，吧搭”的响声，我们很是好奇。
还有件事我们当时一直不太理解：别的老师回家大多是骑自行车，或是搭班车，唯独他每次回家，近二十里的路程却一直都是步行。大家都在猜想他为何不骑自行车，但没有一个人敢当面问他。直到十多年后有一次我们问起这事，他才长叹一声：“哪是我不骑，是没有钱买车子。当年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上要养二老，下要供四个孩子生活读书，一辆自行车一百多块，根本就买不起。”至此，我们才解开一个多年的问号。
如今，谢老师的几个孩子均已参加工作，他退居在县城，日子过得也很开心。十几年前，他就将一帮爱好文艺的老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县红叶歌舞团，自任团长，平时自娱自乐，一旦县里有什么活动，歌舞团常常应邀参加。每当此时，他往往会站在台前担任指挥，一招一式颇有风范。除了头发已白，并不显得苍老。
戴眼镜、说普通话的张老师
30多年前，农村很少有人戴眼镜、说普通话，就是在县城的机关单位也不多见。我们学校从初一到高二有近500名学生，竟无一人戴眼镜、说普通话。三、四十位老师中，戴眼镜的也只有教语文的曾老师和教化学的张老师，说普通话的则只有张老师一人。因此他就显得十分特别。
现在想来，那时老师和学生在校园都不讲普通话的原因很简单：学生没学普通话，老师绝大多数是本地人，会讲的也不多，更重要的是学校没有规定师生必须讲普通话。当然，对外地老师用普通话上课，大家也能接受。但如偶有哪位本地老师在讲堂上讲普通话，下课后又讲本地话，则会受到一些人的讥笑，会称之为“别汰”(当地方言，在语言上不合群之意)。至于很少有人戴眼镜的原因，则要复杂一点：除视力正常的人多，不需要戴眼镜外，还有一些因素在今天则已不复存在。
比如，当年全县没有一家专门的眼镜店，县医院只能验光，配镜则要到省城，来回一趟至少得两天，仅车费和住宿费就得花掉几十块，如果要多住上几天，开销则更大，既费时又费钱。农村学生有的连学费都交不起，哪能拿出这笔“闲钱”?就是拿工资的老师也得反复掂量。因此，只要眼睛问题不是太大，大多数人就选择慢慢往后拖，确实拖不过去，再作打算。好在恢复高考前教与学的压力都不大，只要不过度用眼，勉强也能过得去。
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些年轻老师和学生放弃戴眼镜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竟是害怕别人说闲话。现在看来似乎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那时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山区农村，许多人认为，只有书读得多、有学问的先生才有资格戴眼镜，如果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就架着一副眼镜，即使你视力真的不是太好，他们也觉得有些不当，要么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待，要么当面或背后说你“甩膻”(本地方言，作秀之意)，无形中让你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理压力。以至一些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的年轻老师哪怕需要戴眼镜，也很不好意思佩戴，更何况那些只有十几岁的在校中学生?
不讲普通话、不戴眼镜虽然对大多数人影响不是太大，但也不是一点影响也没有。我们那代人中至今仍有不少人不会讲普通话，以至后来在与外界交流中因普通话不标准而闹出许多笑话。不戴眼镜则更是让那些视力不好的人吃了大亏，本人就是其中之一。
张老师是所有家长和全校师生里公认最有资格讲普通话、戴眼镜的人。他是全校唯一一位师范大学本科毕业生，大学学的是化学，中学教的是化学。大家都喜欢听他的课，尽管许多实验课没有条件上，对高考多少带来了一些不利，但我们那几届学生的化学高考成绩却普遍高于其他科目，这不能不让大家叹服。他是武汉人，普通话虽略带一点武汉味，但总体上还是比较标准的，这也让我们这些没有学过汉语拼音的山里伢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熏陶，后来学说普通话总算有点基础。张老师近视得很厉害，镜片就像一个啤酒瓶底，只要一摘下眼镜，看东西就十分吃力，这也让我们为他感到很难受。
我们毕业后两三年，学校因不再办高中班，张老师等一批高中教师就全部调到县城的二中继续任教。有几个春节我和同学去他家拜年，他见我戴着一副眼镜，就笑着说，当年我就知道你看东西很吃力，所以特意在黑板上把字写大些。高考时你差那么一点分，我们几个老师都很意外。后来，比你成绩差的二十几个同学都来复读，全都考上了，就你没来，一问才知是眼睛出了大毛病，我们更感到十分可惜。如果早几年和我一样配副眼镜，也许你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第一次听老师这样讲，我既为老师的关爱感动，更为当年自己的幼稚无知而伤痛。几位同学都默不成声，因为他们都知道那时我常因看不清黑板而漏记了一些笔记，只得课后找他们抄，考试时黑板上有些题目没看清又不好意思去问，无奈交了一些白卷。现在想起这事，对戴眼镜的张老师总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感激。
点蚊香、送蜡烛的朱老师
高考前两个多月，学校将我们平时成绩稍好点的12个学生集中起来办一个小班，对外号称“尖子班”。小班的教室用一堵没有封顶的土砖墙隔开，后面三分之一的空间堆放着一些杂物，前面则是我们上课和睡觉的地方。课桌椅只有两排，后面则是用十几乘竹床拼起来的床铺，除了走道再无多余的空间。小班的学生每天五点多钟就起床，夜里十一点多才睡觉，除了一日三餐到食堂吃饭和上厕所之外，基本上都待在教室看书做题，别的同学要做课间操，搞大扫除，我们则可以自便。朱老师除了带初一一个班的语文，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当我们12个学生的班主任。
朱老师有两个小孩，此时一个在本校读初一，一个在附近的村小学上学，她丈夫是文教组组长，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到各个学校之间搞检查，有时也到我们班上坐一坐。虽然他很少说话，见到我们总是一脸的笑，但大家见到他还是有些拘谨害怕。她家的宿舍与我们的教室只隔着一道石岸，教室在岸上，宿舍在岸下，相距不到十米，在教室里大声喊一下她在家里就能听到。那时，农村经常停电，学校也没发电机，只要一停电，朱老师很快就会从家里送来蜡烛给我们点上，还自己掏钱给我们买蚊香，事情虽小，但大家都始终记在心中。
朱老师虽是“官太太”，但没有一点架子，对我们就像对待她的孩子一样特别的关爱。每天上课之前或下课之后都要到教室看看，如果碰到哪个值日生偷懒没有扫地，她就把我们赶出教室自己打扫。只要发现有人脸色不对或打喷嚏，就马上找来感冒药或是亲自陪同到乡卫生院去检查。一次，有个同学将换掉的袜子随便丢在床上，气味十分难闻，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一进屋就很快找到那双臭袜子，一声不吭拿走了，大家都认为她拿去丢了，纷纷取笑那位同学。直至第二天夜里，这位同学惊呼袜子没有丢，大家这才知道是朱老师亲自洗好晒干并悄悄送进来的。这位同学自此一改昔日的懒散习惯，变得比班上唯一的一位女同学还爱干净。上大学期间有一次我去寝室看他，室友都夸他勤快、讲卫生。我就对他们讲了这双臭袜子的故事，他们听后哈哈大笑，连声说：“我们要是也能碰上这位朱老师，给我们洗一次袜子，一定能考上北大、清华。”
朱老师后来调到县幼儿园当了几年园长，我的一位同学从省幼师毕业后分到她手下工作，经她悉心栽培，很快成为她的助手，当上了副园长。家长和老师都称赞朱老师是一位敢抓敢管、工作认真负责的好园长，对她这位学生也十分看好，期待她能接班。遗憾的是，这位同学后来随丈夫调到了武汉，在新的岗位上她同样干得很出色，不几年就得到提拔。
光阴似箭，往事难忘。几位中学老师的形象总是在脑海中萦回，深藏于心中。他们的言传身教一直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求真向善，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