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县域名称有的包含历史故事,有的是为了纪念某个“大人物”,而以“胜利”为名称存在了4个年头的县,恐怕知之者为数不多,为此,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做了一番“考古”。
1952年8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请,拟在鄂东设立胜利县,当年10月1日,胜利县以召开大会形式宣告正式设立。1955年7月22日,胜利县召开首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宣布政务院命令,撤销胜利县。从设立到撤销,胜利县历经4年,执掌政权34个月。
胜利县因何设立?《罗田县志》(1998年版)的回答是:“以肃清土匪,顺利进行民主革命,加强鄂、豫、皖边区建设”。曾在胜利县工作的曹深思老人在1999年撰写的《胜利县纪实》(《罗田文史资料》第9辑)一文中解释:“全国解放后,滕家堡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广大群众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的种种原因,一时还是难以解决温饱,加上1952年当地遭受较大的旱灾,连张家畈这样的大畈也基本无收,加上社会上的一些痼疾尚存,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反动分子仍在暗中活动。鉴于以上情况,许多当年在这里坚持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出于对山乡人民的关怀,动议在罗田、麻城两县交界的罗北、麻东山区设立新的县治,以便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使山区人民既能安全度过大灾之年,又能较快地搞好生产建设。这一动议经逐级呈报,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在曹文中,他提到了中南军政委员会(52)会民字第707号、湖北省人民政府(52)鄂民字第338号两份文件,但未说明这是向上级申报还是转发上级批复文件,我也没有来得及查阅,但可断言这两份文件一定与胜利县的设立直接相关。
笔者推测,胜利能够设县,除上述原因,似还有以下几点因素:一是地理因素。胜利地处大别山腹地,与安徽金寨接壤,与湖北麻城交界,滕家堡一直是鄂东的重镇,汇集了不少商户和居民。二是当时环境。除建县之年,这里遭遇大旱,群众日子难过这一环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胜利是中共红色据点,共产党和国民党长期在此相互“摩擦”。双方均有大量人员伤亡,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1948年,刘邓大军离开大别山后,国民党军一部又乘虚而入,鄂豫皖边邻近各县自卫队败退后也纷纷进山,聚集于此,相继成立“鄂东剿匪总司令部”和“鄂豫皖三省人民军总司令部”,号称人马数千,下有12个支队,蒋介石还下令三次空投枪支弹药和生活用品。这帮人马流窜于深山老林,疯狂骚扰破坏,直至1949年冬,这股残匪才基本肃清,但并未一网打尽,山区群众时有担忧。三是上级关怀。罗田、麻城建县历史悠久,将两县各划出一部分另行设县,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上级是不会轻易批准的。笔者个人揣测,胜利设县,一方面固然是当年长期在这里打游击,新中国成立后又留守此地工作的老同志据理力争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一决策得到了当时在湖北主政的李先念、张体学等主要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李先念是黄冈人,又长期在大别山区征战,对胜利县的情况不会不知晓；张体学长期在此打游击,熟悉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他不会忘记二十五军军长吴光浩当年就是在滕家堡被害的,他的一大批老战友至今仍在此战斗,也正因如此,作为一省之长他曾几次亲临胜利。
胜利县筹建之初,考虑到县治所在地滕家堡(今胜利镇)历来为屯兵重镇,拟定名兵堡县,后考虑到革命已取得胜利,许多在此战斗过的老同志热望这块红色热土能够在今后的建设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纷纷建议定名胜利县,胜利县县名遂由此而来。
在设县的3年时间里,胜利县委、县政府急百姓之所急,解百姓之所难,带领全县人民主要干了六件大事:
一、确保灾民有饭吃。这是胜利县设县之时面临的头等大事。为解决这个问题,奉命从各地调往胜利的干部住所尚未安顿,就分头下乡入户,查访灾情,并火速向上级汇报,终于争取到300万斤救灾粮食,赶在大雪封山之前运送到全县各个发放点。
二、修筑进山公路。1952年冬至1953年春,组成2万人开河修路专班,在全长60华里的滕家堡至黄土坳(现属三里畈镇)、30多华里的大河埂(今属河铺镇)至石狮坳(今属平湖乡)两条路段摆开战场,终于接通胜(利)团(风)、胜(利)罗(田)两条公路,同时架设了敢鱼咀等3座大木桥。
三、发展农业生产。措施主要有五条:兴修水利、推广良种、创办林场、恢复扩建土铁、成立互助组和初级农业合作社。
四、建中学办医院。胜利原只有一所小学,是1927年4月由共产党人肖方、李梯云等组织创办的。为解决山区孩子上学难,1953年春,县委、县政府决定创办胜利中学,校址原在周家塆祠堂。与此同时,在原滕家堡卫生所的基础上,于1952年秋创办了县医院。
五、肃残敌保平安。胜利县地处鄂皖交界,境内地势险要,地形复杂。罗田的第一个中共党组织诞生于滕家堡,国民党部队也长期在此驻扎,县里采取群防群治和专班打击相结合的办法,肃清残敌,确保一方平安。
六、培养锻炼干部。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都急需干部,胜利县刚刚成立,干部更显不足。为此,上级分别从各地选派一批干部到县任职,并先后安排两批湖北革命大学(简称“革大”)学生前往工作。
这里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无论是当年胜利县的工作人员还是普通群众,他们对胜利县都有着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对当年的干部作风赞不绝口。笔者曾多次听著名作家刘醒龙说,他父亲当年在地区农办工作,组织上已安排调往胜利县任职,没几天接到撤县命令,就改派英山。赴胜利县工作一事虽有变故,但胜利县在这父子俩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烙印。以至刘醒龙以后不仅多次去胜利踏访,还多次在文章中写到胜利,那部著名小说《圣天门口》就是他在胜利镇一机关单位的客室写出的。笔者的外公当年就在胜利县人事科任职,我很小的时候就听他讲过当年的一些故事,至今记忆犹新。县发改局有一位离休老人也是“老胜利”,前些年我在该局工作时,每年召开民主生活会,他在会上都要发言,经常回忆当年胜利县的情况,称赞那时的干部如何脚踏实地带领群众苦干实干。据了解,当年在胜利县工作的干部,有少数同志在撤县之前就被调出,撤县之后,有的留在罗田,有的回到麻城,有的回地委行署或被分配至黄冈地区其他各县。如今,这些同志早已离开工作岗位,有的已经离世。当年一别,许多人从此再未相见,有的再也未曾踏上这块曾经工作过的热土。但我们相信,滕家堡、胜利县永远留在他们心中。
作者：童伟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