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胜对京剧诞生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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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最美的剧种京剧，不仅为中国人也为许多外国人所如醉如痴地喜爱着。这朵艺术奇葩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她是一代又一代艺术大师辛勤劳动，包括对其一板一眼、一招一式反复推敲的结晶。鄂东籍罗田人余三胜便曾对京剧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是京剧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余三胜本名开龙，字启云。因正史无传，故有人误称其为安徽怀宁人，其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均不详。今人方光诚、王俊著有《余三胜家谱的发现》［①］一文，据此，上述问题就可得到廓清。他生于嘉庆六年（１８０２年），逝于同治四年（１８６６年），湖北罗田县人，出身湖北汉戏班，本为汉戏著名末角演员。大约于嘉庆、道光年间进京，搭徽班演唱，以嗓音醇厚，声调优美，且善革新创造而蜚声北京舞台。道光中期后，与程长庚、张二奎齐名，有“老生三杰”、“三鼎甲”之称。
余三胜演技高超，且有丰富的舞台经验。如据《中国京剧史》载，有一次余三胜同程长庚、张二奎合演《让成都》，余三胜扮演在该剧中仅为一般角色的马超，没有吃重的唱念表演。但他却出人意料地以话白铿锵，神态毅然，动作恰到好处，而博得了全场观众的鼓掌称赞。还有一次，余三胜与演旦角的胡喜禄合演《四郎探母》，演出之际胡误场，当余三胜演至“西皮慢板”唱段，知悉胡误场未到时，即临场应变，加唱“我好比……”数十句，直至胡喜禄出场方止。事后有人问余三胜，若胡还未到又做何处理？余说：我唱完之后还可以加念话白，若还未到，我一个人也会将这场戏结束的。
京剧的诞生，一般以“四大徽班”进京为其标志。然而徽剧毕竟不是京剧，从徽剧到京剧，至少经历了５０多年的时间，先经过“徽、秦合流”，再经“徽、汉合流”，京剧才脱颖而出，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剧种。
“四大徽班”进京始于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这一年乾隆８０大寿，各种地方戏曲班借着为乾隆祝寿之名，纷纷进京献艺。扬州盐商江鹤亭（安徽籍）投资组成的徽剧三庆班，由安徽著名艺人高朗亭率领，于这年秋天进京祝寿。三庆班进京后，以其诸腔并奏和剧目内容多样化的两大优势，很快就压倒了原占据北京舞台的秦腔。秦腔受此打击，使得有些演员不得不脱离秦腔而投入新兴的徽班以谋生计，结果就形成徽秦两腔合作的局面。接着四喜、春台、和春三个徽班也进京，合三庆班而称为四大徽班。这三班同样吸收了秦腔的唱法、剧目和演员。这就是徽、秦合流。徽、秦合流使以唱二簧调为主的徽调成为北京剧坛的主流。但这并不是京剧。我们知道，京剧的唱腔分两大系统，一是二簧调系统，一是西皮调系统。只有待汉调进京，进行徽、汉合流，徽剧吸收了汉剧优点以后，京剧才能脱离母胎而独立出现，而徽、汉合流是从汉戏名角余三胜、王洪贵、李六三人进京开始的。
余三胜何时进京？他是在王洪贵、李六二人之后还是之前进京的？时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②］王、李进京时间在道光十二年以前。笔者根据有关资料判断，余三胜进京时间最迟在道光十六年（１８３６年）前后，这样，其进京时间早于或大体同于王、李是可以肯定的。［③］当然，我们不能仅以进京时间的先后来判定其对京剧贡献的大小。从三人实绩来看，余三胜的实际贡献在王、李二人之上，这则是所有学者都公认的。
余三胜、王洪贵、李六等汉调名角进京，为北京带来了“楚调新声”，他们与徽班同台演出，双方在唱腔和表演技艺上相互取长补短，“徽、汉合流”正式开始。后来，余三胜为春台班主，从此，他以此为依托，对徽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最终使京剧从徽剧中脱颖而出。余三胜对京剧形成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奠定徽剧以生为主的关键人物
自清初至道光，无论昆腔、京腔还是秦腔，所演剧目莫不是以旦角为主。就“花部”戏曲而言，见于《燕兰小谱》［④］的剧名，计有《烤火》、《卖饽饽》、《花鼓》、《拐磨》、《小寡妇上坟》、《浪子踢球》、《王大娘补缸》、《三英记》、《缝胳膊》、《龙蛇阵》、《樊梨花送枕》、《倒厅门》、《滚楼》、《吉星台》、《潘金莲葡萄架》、《打门吃醋》、《狐狸思春》、《别妻思春》、《百花公主》、《擂台订姻》、《看灯》、《吊孝》、《背娃子》、《打灶王》等２４出，几乎无一不是以做功为主的旦角戏。徽班也是这样，第一个进京的三庆徽班就是以名重一时的旦角演员高朗亭为其领班人。乾隆年间刊刻的《缀白裘》中所载当时流行的“花部”剧目《买胭脂》、《花鼓》、《搬场拐妻》、《思凡》、《出塞》、《探亲相骂》、《过关》、《上街·连相》、《借妻》、《看灯》、《戏凤》、《别妻》、《挡马》、《面缸》等都是以旦角为主的戏。
然而自汉戏进京之后，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演男性角色的剧目日多，尤以老生为主之剧目数量最大。于是徽剧由旦行为主迅速演变为以生行为主。到了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当时雄踞北京剧界的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嵩祝、新兴金钰、大景和等七个戏班，除大景和以净行任花脸为领班人外，其余六班，如三庆的程长庚、春台的余三胜和李六、四喜的张二奎、和春的王洪贵、嵩祝的张如林（亦作“张汝林”）、新兴金钰的薛印轩，均是以老生行为领班人。而大景和班中亦有梅东这样闻名当时的老生演员。《都门纪略》所载上述七班演出的剧目计有８０余出，而以老生为主的剧目则占一半以上。它们是《法门寺》、《借箭》、《文昭关》、《让成都》、《三挡》、《摔琴》、《白蟒台》、《定军山》、《当锏卖马》、《双尽忠》等４０余部。这其中余三胜所演见于记载的有《定军山》（饰黄忠）、《当锏卖马》（饰秦琼）、《战樊城》（饰伍员）、《鱼肠剑》（饰伍员）、《击鼓骂曹》（饰祢衡）、《探母》（饰杨延辉）、《双尽忠》（饰李广）、《捉放曹》（饰陈宫）、《碰碑》（饰杨令公）、《琼林宴》（饰范忠禹）、《牧羊卷》（饰朱春登）、《乌盆记》（饰刘世昌）、《摘缨会》（饰楚庄王）等，计１３种。在６个老生领班中，余三胜所擅长的老生剧目远远高出其他５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京剧”条云：“道光后期，梨园风气突然又起变化……演出剧目随之亦改以老生为主，且都是唱功戏或唱做并重的戏，如《文昭关》、《让成都》、《法门寺》、《草船借箭》、《四郎探母》、《定军山》、《捉放曹》、《碰碑》、《琼林宴》、《打金砖》、《战樊城》、《打渔杀家》等，这些剧目至今大都还保留在京剧里。”文中列举的１２种以老生为主的戏，有６种为余三胜所主演或擅演者。这说明，在徽剧由旦角为主转为老生为主的变化过程中，余三胜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以生为主这一局面的出现，从内容上讲，提高了戏剧舞台反映生活的能力。从艺术上看，说明徽剧声腔和表演技艺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与发展。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样的，首先艺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即它总是由低级走向高级，由幼稚走向成熟。余三胜等人正是遵循艺术规律的实践者。其二，统治者的干预也是原因之一。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曾多次三令五申禁演梆子、“乱弹”。这类剧目虽具有生活气息，清新活泼，但它们以旦角为主，内容常有庸俗、轻佻之处。而老生戏则多庄重严肃。当时宫延内又常以祝寿、庆贺为名召演员入宫承应，应召的戏班不得不注意无伤大雅，故多以老生戏来承应，所以老生戏借此机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三，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京剧形成的过程正值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这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演员们不得不面对这种现实，反映或影射这种生活。而老生戏多表现重大主题，较少表现儿女情肠，更宜于表现这种现实生活。从现存京剧剧目看，老生戏多写重大题材，很少写爱情，实际上就渗透着演员对时代变化的关注与或多或少的爱国情绪，以及对新时代、新生活的憧憬。由此看来，余三胜等人的革新创造不但合乎艺术创造的规律，也合乎时代和社会的进步要求。
二、皮簧声腔曲调的主要改革者
汉戏，亦称汉调或楚调，即今汉剧的前身，以唱西皮与二簧调为主。汉戏的历史也较为悠久，浙江余姚人叶调元作《汉皋竹枝词》［⑤］记载有道光年间汉口演出汉戏的情况。其中有两首云：
曲中反调最凄凉，急是西皮缓二簧。倒板高提平板下，音须圆亮气须长。
小金当日姓名香，喉似笙箫舌似簧。二十年来谁嗣响，风流不坠是胡郎。
由上诗可知，汉调在道光时期即为武汉观众所喜爱，艺术表现力强且演员技艺高超。汉调以唱西皮与二簧调为主，二者有诸多板式，且有反调。西皮调旋律急骤，易表达激昂雄壮或活泼愉快的情绪，二簧调旋律较缓慢，多表现凄凉沉郁的情绪。
汉二簧调起源于何地？看法颇不一致。有人认为与徽剧中二簧调同出一源，由在元末南戏基础上形成的弋阳腔演变而来，只是由于渗进了地方色彩，与徽二簧不尽相同而各有特色。一说来源于湖北的黄陂、黄冈，故称“二黄”。有的干脆说“起于湖北黄冈县”。［⑥］欧阳予倩在《谈二簧戏》一文中说：“平二簧是由安徽人唱出来的……渐渐由湖北改造成现在的形式，复从湖北流传到安徽，再由安徽人传到北京，便变成了京二簧。”这说法，实乃仍主张二簧调起自湖北之说。二簧若起于湖北黄冈，与余三胜有无关系？不敢臆断，待考。
至于西皮调，一般人认为是清初甘肃、陕西一带的秦腔经湖北襄阳传到武汉一带，同当地民间曲调结合而演变成的。据说当时湖北人称唱词为“皮”，因而称从陕西而来的腔调为“西皮”，也有人称“襄阳腔”或“北路”。余三胜、王洪贵、李六将这种汉调带到了北京。由于进京后与徽班同台演出，余三胜等艺术大师得以在徽剧的基础上吸收汉调的优点，对徽剧进行改造和提高，从而最终完成了徽、汉合流。
余三胜等对徽调的改造与提高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
其一，是丰富其声腔旋律。汉戏进京之前，徽调虽然在腔调上十分丰富，然而它在曲调上却也存在着平直简寡的缺陷，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时尚黄腔喊似雷”。徽调虽有实大声洪的特点，但还缺少演唱技巧，声调高响平直而缺乏韵味。而湖北汉戏的皮簧腔，与徽戏皮簧腔相比，无论腔调还是板式，均有独到之处。例如在板式上，汉戏二簧腔此时已发展得较为完备，像二簧摇板、散板、滚板、导板、二流、慢三眼等一套二簧板式均已出现；就汉戏西皮而言，散板、摇板、快板、二六、导板、原板、慢板等比二簧腔更为完备。同时还有反二簧、反西皮。余三胜是汉戏班的名角，且又富于创造性，他在汉调皮簧和徽戏二簧腔调的基础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的特点，逐渐创造出抑扬婉转、流畅动听的京剧唱腔。这种唱腔，既有汉、徽皮簧的某些特色，又不完全同于原汉、徽皮簧的所谓“楚调新声”的西皮、二簧唱腔。其声调悠扬圆美，既有高昂激越之优，又具有浓郁深沉之长，丰富了皮簧声腔的音乐性，加强了皮簧腔的表现力。当时，有余三胜擅唱“花腔”，以唱“花腔”独树一帜之说，他并有“时曲巨擘”之称谓。据一些资料记载，京剧中的二簧反调如《李陵碑》、《牧羊卷》、《乌盆记》中的反二簧唱腔，均由余三胜所创始。同时余三胜很重视声音的色彩（通过声带的紧松来表现）和感情的表达，例如同一板式的唱段用于不同内容的戏剧和人物，却能唱出不同的感情和音乐色彩来。如他饰《文昭关》中的伍员时所演唱之“二簧慢板”转“原板”的成套唱腔，与饰《捉放曹》中的陈宫时所演唱的“二簧慢板”转“原板”的成套唱腔，尽管二者在板式和基本旋律上大同小异，但通过他的演唱，却刻划出了两个不同的人物。余三胜还善于把青衣小腔巧妙地溶于老生唱腔之中，使行腔圆润流利，婉转缠绵，节奏鲜明而富于变化。他戏路宽广，不仅擅长反二簧，同时也擅长西皮（亦属花脸）。他通过丰富的艺术表演的实践，在徽、汉合流的过程中，为其声腔旋律的丰富，不断摸索创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二，使唱腔板式更为完备。徽班进京之初，未见记载有“西皮”一词。其所唱的二簧，主要是平板之类，或即今日之“四平调”。而余三胜、王洪贵、李六进京之后，与广大徽、昆、梆等戏曲艺人协作，使徽调声腔板式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到了道光中期，不仅以西皮、二簧为主的声腔已经被确定为各戏班（指徽剧班）演出的主要声腔，而且从当时流行的《文昭关》、《捉放曹》等一些戏中，可以看到二簧与西皮在一戏中相间使用的情形，已较为普遍。此外，从《李陵碑》（余三胜饰杨令公）的唱腔可以看到反二簧的导板、散板、原板、慢板等各种板式已经发展得更臻完美。从《四郎探母》（余三胜饰杨延辉）和《击鼓骂曹》（余三胜饰祢衡）等的唱腔，可以得知在当时包括导板、原板、慢板、二六、流水、快板、散板等在内的一套西皮调板式，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从《文昭关》伍员的唱腔和《大保国》李艳妃等的唱腔中可知，包括慢板、原板、散板、导板的一套二簧曲调板式，也发展得颇为完备。这些各具色彩的声腔板式，根据剧情和人物感情变化的需要，在一出戏中或先唱二簧，后唱西皮，或此用原板，而彼用快板，不仅在演唱上灵活多变，色彩纷呈，而且逐渐形成了一套既符合生活规律，又能细致地揭示人物感情的变化，富有音乐美感的唱腔结构程式。同时这种具有新的风格特色的皮簧的出现，改变了原来徽班诸腔杂奏的状态，使这个更臻完美的皮簧声腔板式，成了徽班演唱的主要音乐形式，为京剧这一新生剧种的形成，在声腔曲调上创造了条件。而在这一改造过程中，余三胜始终走在王洪贵、李六等人的前列。
三、对京剧语言的改造
现在的京剧演唱语言实际上是以“湖广音”读“中州韵”为基础的。所谓“中州韵”，是以元人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韵》一书为标准而确定的声韵体系。这部韵书以元代北方语言为标准，对字音、声调、辙韵均做了统一规定，是自元以来北方戏曲所遵循的声韵规范。在余三胜等人未率汉班进京之前，已在北京立足的徽剧，其语言并没有统一规定，与北京观众也有一定的隔阂。而余三胜等汉戏演员进京之后，同徽剧演员一起，在演唱上以“中州韵”为准，使徽班的演唱统一在这种语言标准之下，同时也吸收了一些北京字音，为京剧在唱念上的谐调、统一奠定了语音基础。“中州韵”最大的特点是无入声字，原广韵中的入声字分别并入平声、上声、去声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入派三声”。“中州韵”又将平声分出阴平、阳平，这样就和今天推广的普通话的声调相同。所谓“湖广音”实是指湖北省所特有的地方语言声调。湖北方言的特点是音域宽，语调跳跃性很强。而汉戏皮簧的曲调属于大跳音程的句式本来很多，演唱起来高低跌宕，曲调悠扬。余三胜作为湖北东部人，率汉班进京之后，尤其在执掌春台班主之时，唱念之中，在广泛采用“中州韵”的同时，在唱念四声调值上坚持沿用本色的“湖广音”。由于这种舞台语言具有独特的韵味，且与当时北京观众语言有相通之处，因而时间愈久，影响愈大，最终成为京剧的规范语言。
这种特殊舞台语言的形成，大约在道光中期。这时老生演唱分做三派，程长庚（安徽潜山人）为“徽派”，张二奎（传系北京人）为“京派”。凡在演唱中使用“湖广音”者，均被称为“汉派”。余三胜即“汉派”之代表人物。“汉派”虽为三派之一，实际上它在徽班中占有统治地位。就“湖广音”的使用而言，从余三胜传至谭鑫培（湖北武昌人），再递及余叔岩（余三胜之孙），直至杨宝森（１９０９—１９５８，北京人）而相沿至今，它一直是京剧老生演唱中的一个主要派别，其规范成为京剧演唱所遵循的准则。
京剧独特的舞台艺术语言，其明显的特征是它讲“十三辙”、“四声”、“上口字”、“尖团字”。
所谓“十三辙”，就是按照北京语言发音的特点，在唱白的韵脚上所规定的１３个辙韵。即：中东（落—ｏｎｇ韵）、江阳（落—ａｎｇ）、衣期（落—ｉ）、姑苏（落—ｕ）、怀来（落—ａｉ）、灰堆（落—ｅｉ）、人辰（落—ｅｎ）、言前（落—ａｎ）、梭拨（落—ｏ）、发花（落—ａ）、乜斜（落—ｅ）、遥条（落—ａｏ）、由求（落—ｏｕ）。
所谓“上口字”，是京剧韵白在咬字上的一种规范标准，实际上是在京剧形成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某些地方戏的字音念唱标准。有的源于昆曲，而相当一部分则源于汉调，当然也有一些是昆、汉、京的彼此融合。如“请”（ｑǐｎｇ），京剧中读“寝”音；“兴”（ｘìｎｇ），京剧中读“心”音；“渴”（ｋó），京剧中读ｋǒ音；“争”（ｚｈēｎｇ），京剧中读ｚēｎ音；“正”（ｚｈēｎｇ），京剧中读做“阵”；“成”（ｃｈéｎｇ），读做“陈”音，——这些“上口字”大多是余三胜等所唱汉调传进京城后遗留下来的。又如：“知”，北京读ｚｈī，湖北读“鸡”音，安徽读“滋”音，而在京剧舞台上就加以融合，读做ｚｈｙī；“吃”，北京读ｃｈī，湖北读“七”，安徽读“其”，江苏读ｑｉé，而在京剧舞台上则读ｃｈｙī；“说”，北京读ｓｈｕō，湖北读“所”，江苏读“色”，京剧里就读ｓｈｕｉē，等等。这些特殊的读法主要是由汉派老生（主要是余三胜）所创制的。
“尖、团”字也是指某些字（声母）的读音标准而言的。所谓“尖”字，是指舌尖发音字，如心、酒、就、先、尖等字就是舌尖音（声母为ｚ、ｃ、ｓ），“团”字是指舌面发音字，如新、九、旧、仙、肩等即是（声母为ｊ、ｑ、ｘ）。余三胜等规范这些尖团字时，参照了《中原音韵》一书的字音标准。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琼林宴》中余三胜饰范仲禹一段念白的读法：
卑人范忠禹，今当大比之年，带领妻室孩儿，进京赴试，三场已毕，来到这万泉山探母，不想被猛虎冲散，是我在这山前山后，寻找半月有余，杳无踪影。天又到这般时候，叫我往哪里去寻，哪里去找。这段念白７６字，３０字按湖北音调发音，带“○”者为“上口字”，计５个；带“△”者为“尖字”，计４个；其余基本为北京语音。这种特殊的读法，别的语言场合从未有过，它充分体现了余三胜等人敢于革新创造的精神。
四、子孙承祖业，使“汉派”成为京剧主流
余三胜不仅从上述三个方面为京剧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培养了京剧事业的接班人，尤其是培养了其子余紫云继承了自己的事业。余紫云又培养了三子余叔岩为“汉派”传人，使京剧中主流派“汉派”后继有人。此亦当是余三胜的又一贡献。
余紫云（１８５５—１８９９）出生之时正值余三胜处于艺术高峰期。由于家庭的熏陶，他幼年即师事梅巧玲，习青衣兼花旦、昆旦。所演花旦戏、青衣戏均很著名。据《梨园旧话》载：“余伶先演花旦，后演青衣……其唱功固臻妙境，不专属青衫之剧，如《戏凤》之李凤姐、《虹霓关》之丫环姿态横生。”又《京剧二百年之历史》载：“时小福之青衣以典雅胜，田桐秋之花旦以流利著，然紫云兼此二人之长，实为今王瑶卿、梅兰芳之先驱者。”据说他每饰演《虹霓关》之丫环时，北京所有旦角都来观摩其做功和台步。
“汉派”重要继承人是谭鑫培（１８４７—１９１７），武昌人，新老生“三鼎甲”之一。谭鑫培对于前辈名家的一腔一调、一招一式，无不悉心琢磨，深刻领会。如演《碰碑》、《珠帘寨》、《定军山》等纯宗余三胜。他继承余三胜所采用的以“湖广音”夹京音来读“中州韵”的方法，统一了京剧舞台语言的字音，使之规范化。他学习余三胜的创造精神，创造了倒板、闪板、赶板等腔调，使京剧的板式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
余叔岩（１８９０—１９４３），名第祺，生于北京。他幼承家学，习文武老生，又师从以戏文上讲究音韵准确而著名的老生艺人吴连奎。他少年时期即以“小小余三胜”的艺名在天津演出《捉放曹》、《当铜卖马》等，初露头角。他向众多艺人学习“谭（鑫培）派”唱腔，后拜谭鑫培为师。１９１５年加入梅兰芳班社。余叔岩精于音律，讲究字音声韵，对口形的开、齐、合、撮，字音的出声、归韵，四声的细致区分等，都一丝不苟，且把握得准确得当，所以唱来韵味醇厚，规矩谨严，较之谭鑫培，另有一番境界。１９１７年谭鑫培去逝后，他自己挑班，演出《打棍出箱》、《定军山》、《打渔杀家》等剧，名重一时。其它如《战太平》、《断臂说书》、《空城计》、《南阳关》、《失印救火》等戏的唱腔和表演，也无不贯通谭鑫培的艺术精髓，成为“汉派”的主要传人，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自己的艺术风格，创立了影响深远的“余派”。
余叔岩弟子有杨宝忠、谭富英、王少楼、吴彦衡。晚年又收孟小冬、李少春、陈大＠①等。“余派”继“谭派”之后，对京剧老生行当的表演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后学者演《捉放曹》、《宿店》、《搜孤救孤》、《打鼓骂曹》、《打棍出箱》、《战太平》等戏，大多宗余。１９３５年后，余叔岩因病不常演出，曾灌制唱片１８张半，是京剧声腔的珍贵资料。
注释：
①该文原载于湖北省戏剧工作室主编的《戏剧研究资料》１９８３年第８期。
② ③清人粟海庵居士所著《燕台鸿爪集》有云：“京师尚楚调，乐工如王洪贵、李六以善为新声称于时。”这里没有提到余三胜。一般人以此为据，认为余三胜是在王、李二人之后入京的。清人杨静亭于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成书的《都门纪略》“词场门”载：“春台班，余三盛（“盛”应作“胜”）演《定军山》黄忠、《探母》杨四郎、《当锏卖马》秦琼、《双尽忠》李广、《捉放曹》陈宫、《碰碑》杨令公、《琼林宴》范仲禹、《战樊城》伍员。”有人更由此断定余三胜进京在道光二十五年前后。以上说法不实。方光诚、王俊著《余三胜家谱的发现》称：传说余三胜进宫唱《四郎探母》，嘉庆皇帝口封其为“戏状元”，还以此有喜报送到罗田。此说若成立，则余三胜于嘉庆末年（１８２０年）前便已进京，早于王、李。如果说这种传说还不足为凭，那么综合方光诚、王俊二人所披露的资料，余三胜最迟在道光１６年（１８３６年）前后进京是完全可信的。余三胜成名的时间早于“三鼎甲”中的程长庚、张二奎。而余大程９岁，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年）进京则２９岁，这正是一个演员的黄金时间，最佳年龄。就是说随着余三胜家谱的发现可知，余三胜进京早于或大体同于王洪贵、李六是可以肯定的。
④见清人张际亮《金台残泪记》（道光二十八年）。
⑤该书刊刻于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
⑥参见赵贻白《中国戏曲史发展纲要》及近人艺兰生《侧帽余谈》。
